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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杭州互联网法院 赵邱晨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电子商务法》）规定了电商平台的信息披露任务。但是，随着互联网电商平台的飞速发展，实践中，司法构造对于查察电商平台是否尽到相应信息披露任务存在争议。笔者拟对查察尺度睁开讨论，以期加强法律的实用性。
理论证成
探究平台的信息披露任务，必要在电商买卖业务的配景下通过追溯信息披露的发展历程来明白概念并检视泉源。
第一，平台信息披露任务的语田地定。根据《电子商务法》的规定，电子商务平台是指在电子商务买卖业务中为两边或多方提供网络谋划场所、买卖业务拉拢、信息发布、付出结算等服务，供买卖业务两边大概多方独立开展买卖业务活动的平台。在电子商务法律关系中，存在平台与平台内谋划者的平台服务条约关系、平台与用户的平台服务条约关系、平台内谋划者与用户的交易条约或服务条约关系三组根本法律关系。笔者在文中分别简称为“谋划者”与“用户”。必要分析的是，在电子商务范畴中，用户相称于电子商务消耗者，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耗者权益掩护法》（以下简称《消耗者权益掩护法》）中关于“消耗者”的概念界定得较窄，以是，本文同一使用“用户”一词。
信息披露任务开端于英国证券市场，发展、成熟于美国。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初次将信息披露任务纳入此中。随后，我国互联网借贷、互联网保险、电子付出等互联网金融范畴、消耗范畴、网络著作权范畴均差别水平地吸纳了信息披露任务。信息披露任务在差别语境下具有差别寄义，在《电子商务法》语境下是指平台对用户依法所应公布的信息。
第二，平台信息披露任务的泉源检视。电子商务买卖业务是以信息为载体开展的买卖业务，买卖业务的长途性和假造性使得信息不对称进一步被放大。在电商买卖业务中，用户从缔约初就处于信息汲取链条中的弱势方，仅能根据谋划者发布的信息作出买卖业务决议；平台处于上风职位，有本领通过技能本事举行信息网络、储存、分析。别的，网络的假造性使谋划者身份得以隐匿，当用户权益受损时必要确定买卖业务相对方的身份信息用于诉讼等维权活动，但是用户本身并不具备获取齐备的谋划者身份信息的本领，因此必要向电商平台寻求帮忙。基于此，由平台负担信息披露任务，可以镌汰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买卖业务风险，实现用户知情权，促进平台经济的连续康健发展。
现状与反思
现在，《电子商务法》构建了信息披露任务的根本框架。其将平台披露模式分为主动披露与依申请披露两种。《消耗者权益掩护法》还设置了平台对特定事项的披露任务。二者属于一样平常与特别的关系。笔者将在下文具体叙述信息披露任务的内容及要求，并分析现状。
从现行法律规定看，第一，关于主体资质信息，《电子商务法》第十五条规定，平台在首页显着位置披露平台及谋划者的主体资质，包罗业务执照信息、与其经业务务有关的行政允许信息大概链接标识，并应当连续公示、实时更新。该项内容属于平台主动披露范畴，平台违反规定必要负担包罗限期改正、罚款等行政责任。
第二，关于平台服务协议及买卖业务规则，《电子商务法》要求，平台在首页显着位置披露平台服务协媾和买卖业务规则信息大概链接标识，并应当连续公示，包管买卖业务两边可以大概便利、完备地阅览与下载。该项内容属于平台主动披露范畴，平台违反规定应当负担行政责任，包罗限期改正、罚款等。
第三，关于商品和服务信息、买卖业务信息，《电子商务法》规定平台披露的商品和服务信息、买卖业务信息应满意完备、保密、可用的要求。思量到各类平台差别的贸易模式，《电子商务法》仅规定了“用户申请——平台考核”根本披露规则，赋予平台自主订定具体规则的权利，同时提出步伐公示、内容公道的规则订定要求。
第四，关于谋划者的身份信息，对于网络买卖业务中消耗者权益受损的情况，《消耗者权益掩护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平台应披露谋划者的真实名称、地点与有用接洽方式，平台违反谋划者身份信息披露任务的，答应担先行赔付责任。该条与《电子商务法》第十五条对谋划者主体信息要求方面存在交织重叠的情况。笔者以为，对于谋划者的业务执照信息应优先实用《电子商务法》第十五条的主动披露规则，对于其他信息，则实用依申请披露规则。
现在，法律在披露内容、披露步伐、责任负担三个方面还存在含糊地带，如法律未明白规定“商品和服务信息、买卖业务信息”与谋划者身份信息的判定尺度。究其缘故起因，一方面，我国电商平台信息披露任务是移植于证券、金融等其他相干范畴、在鉴戒国外履历的根本上形成的，发展较晚；另一方面，信息技能的快速更新逾越了立法预设的实用场景。
司法查察路径
笔者以为，在电商平台信息披露任务的司法查察原则上，既要思量平台的管理者身份，也不能忽视此中立职位。具体而言，披露内容与披露步伐中涉及的查察尺度紧张包罗以下内容：
第一，披露内容。关于“商品和服务信息、买卖业务信息”的判定尺度。商品信息包罗产物名称、型号、实物图片、巨细规格、功效用法、代价、售后等根本要素。服务信息包罗服务名称、具体范例、履约方式、代价等根本要素。此类信息既表达了明白的订立条约意图，又包罗了条约建立的紧张条款，属于商家发出的要约。用户欣赏宣传网页后点击购买，选择数目，确认收货信息、备注信息后提交订单的活动构成答应。提交订单乐成，两边之间的条约即建立。体系对下单时商家的宣传页面举行生存，形成“订单快照”。用户下单后，体系针对该笔订单已经主动形成买卖业务记载，即可在用户的订单列表中查询。一样平常情况下，订单列表包罗了电子条约的下单时间、付款时间、商品或服务数目及两边用户名等根本要素。
实践中，售后（投诉、调处）记载属于常见的申请事项。这是条约两边当事人对履约情况举行反馈、发表意见、对相对方的违约活动举行举证的第一场所。但是，售跋文载产生于买卖业务完成后，因此并不属于平台的法定披露范围。在李某与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淘宝公司”）网络购物条约纠纷案中，法院认定投诉举报记载并非电商平台法定信息披露内容。不外，平台作为中立方对争议订单的售后信息比买卖业务两边应负有更高的注意任务，可根据公平原则，将售跋文载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平台，若平台以此类信息不属于法定储存范围为由拒绝提供，法院可以推定用户针对平台的倒霉主张建立。
综上所述，电商平台信息披露任务的功能之一是帮忙用户维权，而“商品和服务信息、买卖业务信息”是还原买卖业务的根本证据。因此，平台披露信息应当包罗条约建立及充实推行的要素。
关于“谋划者身份信息”的判定尺度。笔者以为，对谋划者住址、接洽方式等身份信息的判定应以平台可以大概知晓为原则。《电子商务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电商平台应当要求谋划者提交身份、地点、接洽方式、行政允许等真实信息。因此，平台披露的商家接洽方式应包罗商家入驻平台时所提交的信息。同时，企业注册登记地点属于国家企业名誉信息公示体系上可公开查询的信息。平台披露的商家地点至少应包罗商家入驻平台时所提交的地点及网络公示的工商登记地点。
关于信息效力。根据法律规定，平台披露谋划者名称、地点应认真实，接洽方式应当有用，平台需定期核验并更新谋划者身份信息。从条文内容上看，定期核验期间属于平台自行把控范围。同时，平台没有实时监控谋划者地点、接洽方式变动的本领，法律不可对平台苛以过重任务。因此，信息效力的查察应以平台对谋划者身份信息的定期核验期间为判定节点，即平台必须查察谋划者入驻平台时所提交的地点、接洽方式的正确性与真实性，在平台对谋划者身份信息尽到事前查察、定期核验任务的情况下，应当认可其披露的信息效力。
第二，披露步伐。笔者以为，介于法律对平台提出步伐公示、内容公道的规则订定要求，在对披露流程举行查察时，应当接纳情势查察与实体查察的二元尺度。一方面，对披露流程的公开性举行情势查察，只要平台在其页面设置了披露流程，即内容满意了情势要求。另一方面，对披露流程的内容是否满意公道性举行实质查察，即既必要符合正常认知，又必要思量电子商务买卖业务的特别性。从披露流程实体规则的内容看，订单编号、对方会员名称、信息披露申请书及申请人的身份证照片等信息属于平台核实申请方的真实身份、锁定买卖业务订单的资料，要符合公道性要求。从披露流程的订定目的看，披露流程不得构成对用户合法权益利用的不当限定。
关于披露情势，固然法律没有明白规定，平台应当以电子情势还是纸质猩倘宋式举行信息披露，但是，实践中平台多以电子方式举行披露，即通过站内信、电子邮件方式传送至用户处。为包管用户汲取到披露信息，其传送方式应当符合两边条约约定的方式，如通过站内信的方式应确保用户已读、以电子邮件方式应确保进入用户预留体系并可检索到邮件。
制度计划
完满电商平台信息披露任务，可从细化信息披露尺度、公道分配责任两个方面动手。
第一，细化信息披露尺度。平台具有兼容性强的特点。根据买卖业务标的的差别，可以形成差别的买卖业务模式和交付方式，具体而言，紧张包罗以下几种买卖业务模式：起首，商品为有形标的物的条约，可通过快递物流等配送方式举行交付；其次，商品为无形标的物的条约，可通过数字情势如复制、传输等方式举行交付；末了，服务型条约由于不必要转移财产，以是只需提供约定服务。别的，各类平台出现出与其买卖业务内容相匹配的外部特性。以“滴滴出行平台”为例，该类平台实质上拥有比传统出租车公司更强的“权利”，体现在订单的分配和继承、行驶蹊径的指定、费用的付出与收取、司机与搭客的评分等。因此，应联合具体平台的特性，并综合买卖业务内容、买卖业务模式、用户数目、经济体量、平台控制信息的本领等举行考量，从而实行分级分类管理，细化信息披露尺度。
第二，公道分配责任。平台的信息披露任务对应用户的申请披露权，但权利的利用并非没有界限。网络技能的发展一定衍生出很多超出立法者预料的情况。司法实践中，用户申请信息披露，电商平台拒绝披露的情况已经出现。因此，笔者以为，引入信息披露宽免权非常须要。在杨某与淘宝公司网络服务条约纠纷案中，杨某称向淘宝客服索要卖家书息无果后，淘宝客服查封了杨某的淘宝账户。杨某主张，淘宝公司未推行信息披露任务。一审法院以为，固然淘宝公司在诉讼中披露了卖家书息，但是，责任不在淘宝公司。杨某作为淘宝会员，违反诚信原则，滥用会员权利。法院在讯断书中还指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举行民事诉讼，应遵照诚信原则，善意利用权利和推行任务，但杨某在一审法院告状淘宝公司及淘宝卖家的案件近40件，涉嫌滥用权利，违反诚信原则。
可见，法律赋予平台拒绝披露权具有实际紧急性和须要性。纵观各国立法，互联网金融及证券范畴早已引入信息披露宽免制度，具体到电商范畴，平台的信息披露宽免权可以参考以下因素：一是用户未按照平台公示的披露步伐提起披露申请；二是用户违反诚信原则；三是平台在不具有主观不对的情况下尽到了一个善良管理者应尽的责任。
第三，扩宽责任负担方式。在余某与淘宝公司等网络购物条约纠纷案中，余某以淘宝公司未提供谋划者信息为由，要求淘宝公司负担民事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以淘宝公司在诉讼中已经披露谋划者信息为依据，认定其尽到了信息披露任务。同时，法院也在民事讯断书中告知余某，因淘宝公司未实时提供谋划者信息造成的丧失，余某可另行主张权利。那么，在用户根据平台公示的信息披露规则提出申请，但未得到信息或获取的信息不真实、不完备的情况下，用户该怎样利用接济权？
对此，现在《电子商务法》没有明白规定。回归立法本身，《电子商务法》关于平台责任紧张会合于知识产权侵权活动。《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电商平台接到知识产权权利人受到侵权的关照后，未实时接纳须要步伐致使侵害扩大的，就扩大部分与谋划者负担连带责任。对于网络买卖业务而言，用户的披露申请可以视为其向平台提交了权益受损的关照，故可以鉴戒该条的规定，对于耽误披露、无合法事由不予披露造成侵害扩大的，由平台就扩大部分与谋划者负担连带责任。
笔者以为，厘清电商平台的信息披露任务，有助于清楚界定电子商务当事人之间权利任务的界限，能更好地办理电商纠纷，从而营造良好的网络营商情况。在司法实践中，相干立法应对电商平台、用户举行明白公道的权利、任务分配，并可在细化披露尺度、责任负担等方面举行完满，为电子商务的康健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本期封面及目次
《中国审判》杂志2024年第3期
中国审判消息半月刊·总第337期
编辑/徐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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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21 17:46:28
